当43%的德国工业企业都在打包行李准备把钱砸向海外，当他们的投资罗盘不再指向大西洋彼岸的北美，而是齐刷刷转向中国和亚洲，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产业大迁徙？为什么连德国总理都要亲自带队、组一个近百人的企业高管团飞赴东方？ 德国总理朔尔茨带着一个企业高管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，看起来是要签下一批大单。据说此前申请加入这个代表团的德国企业高管接近100人。 那么，为什么德国的商业巨头都争相来到中国？德国企业加码中国投资，又有哪些城市可能从中受益？ 实际上，不只是中国，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对德国企业的争夺赛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德国企业面临着双重压力。一方面，电力和天然气价格暴涨10倍以上，许多工厂的出厂价已经无法覆盖成本；另一方面，欧元汇率已经跌至20年来的新低，企业的进口成本不断攀升。 事实上，德国工商界近期发布的调研报告也佐证了这股外流势头——今年有43%的德国工业企业计划把投资重心放到国外，比去年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，综合成本压力创下了近20年来的新高。 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些企业的目光不再紧盯传统的北美市场，而是整体向中国和亚洲倾斜，北美"首选地"的光环正在褪色。 为了自救，德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产业链相对完备、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目的地，中国和美国成了他们的首选。比如在美国，仅俄克拉何马一个州就吸引了60多家德国企业落户。 与此同时，德国企业在中国也开启了"撒钱模式"。今年上半年，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高达101亿欧元，创下历史新高；而去年同期，这一数字只有62亿欧元。 关键在于，这一次的产业转移还有一点不太一样。过去几年，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攀升，但此前进入中国的更多是中低端产业，而这次从欧洲转移过来的产业，技术密集度明显更高。 举例来说，今年投向广东湛江的，就是化工巨头巴斯夫在全球的第三大一体化生产基地。这家企业的产品附加值较高，而且湛江的新基地还将改变过去高污染、高能耗的传统化工企业形象——项目落地之后，将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生产。 博世在苏州砸下上百亿加码新能源与智能驾驶产线，奥迪则干脆喊出"在中国、为世界"的口号，把中国基地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研发与制造枢纽，这种从"在中国卖"到"从中国造给世界"的转身，意味着技术和话语权一起过来了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哪些城市更有可能吸引到德国企业？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沿海大城市仍是德国投资的重点。 从2018年到2020年，整个欧洲对华投资里面，其实超过三分之一都是由四家公司完成的，分别是前面提到的巴斯夫，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家德国车企——宝马、奔驰和大众。 从它们的布局来看，巴斯夫在中国的6个主要生产基地中，2个在上海，2个在南京，1个在湛江，只有1个在内陆的重庆。再比如大众汽车，此前大众在中国的12个生产基地中，有5个位于长三角地区，剩下的好几个也都布局在沿海城市。 其中，德国企业最偏爱的城市还是上海，德资的集聚对当地的经济指标拉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。 今年1至8月，上海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8.4%，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增幅更是高达20.8%，而高技术制造业在其中的占比达到了80.5%。 这组数据背后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，外资流向正从传统制造加速向高端制造跃迁，上海凭借完整的产业生态和研发配套，吃到了结构升级的头一口红利。 不过，到中国投资的，不仅有大公司，可能也有小企业。早在1993年，大众汽车的供应商之一、德国的弹簧生产企业科恩-里伯斯就选中了太仓这个县级市落户。 后来，太仓的德国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10家增长到了2020年前后的400家左右。总结太仓吸引德企的经验，突破点关键在于职业教育。 在引入德国"双元制"职业教育模式之后，当地为更多德国企业入驻提供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储备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除了上海之外，苏州、厦门、无锡、济南、成都等城市，也都引进过"双元制"职教项目。在这一轮德国企业加码中国投资的浪潮中，这些城市或许能够凭借更为充足的技能人才储备，吸引到更多德企的目光。 综合来看，德国企业此次大规模进入中国，背后既有能源价格飙升、欧元贬值等现实压力的推动，也有对完整产业链和成熟市场的现实考量。 相比以往，这一轮投资在技术密集度和产业能级上都有所提升，而受益的城市，不仅包括上海、南京、广东湛江这样的沿海重镇，也可能延伸到苏州太仓这样较早布局德资合作的县级城市，以及厦门、无锡、济南、成都等建立起"双元制"职教体系的内陆或沿海城市。 能否抓住这一轮产业转移的机会，关键在于产业链配套能力和技能人才的储备水平。 回头再看那组43%的数据，德国工业的外迁已经不是单个企业的个别选择，而是在成本高压下的集体转向，北美失宠、亚洲走红的格局正在成形。 对中国而言，这场迁徙带来的不只是真金白银的投资，更是化工、汽车、精密制造等高技术密集产业的整体位移，产业能级被实实在在地抬了一个台阶。 而真正能